叙言提供的信息有限，而《三国志·韦昭传》又不及《国语》注，因此进一步的考证须另辟蹊径。《国语解》有不少以三国地名注释春秋古地的内容，而三国一些郡县的废置史有明文，这或能为考释韦注作年提供帮助。
需要指出，由于孙吴与曹魏、西晋长期敌对，韦昭注不可能使用曹魏西晋新设置的郡县名。故涉及江北地名时，韦昭往往沿用汉代旧称。譬如，《周语·周语上》：“厉王虐，国人谤王……王不听，于是国莫敢出言，三年，乃流王于彘。”韦昭注：“彘，晋地，汉为县，属河东，今曰永安”[5]。韦昭指出，彘地汉时即为县，隶属河东郡，后彘县改名永安县。这与史书所记汉代彘地地名沿革相合。考《水经》：“又南入河东界，又南过永安县南”，郦道元《注》云：“故彘县也，周厉王流于彘，即此城也。王莽更名黄城，汉顺帝阳嘉三年，改名曰永安”[6]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载“河东郡”下有永安县云：“故彘，阳嘉二年更名”[7]。尽管《水经注》与《续汉志》在彘县改名永安的时间上有一年的差异，但其沿革与韦昭注并不矛盾。魏晋时期，永安县隶属平阳郡。《三国志·三少帝纪》：“（正始）八年春二月朔，日有蚀之。夏五月，分河东之汾北十县为平阳郡。”[8]而永安县恰在划归平阳郡的汾北十县内。《晋书·地理志上》“平阳郡”下有永安县。西晋杜预《左传》注亦涉彘地。《左传》昭二十六年：“至于厉王，王心戾虐，万民弗忍，居王于彘。”杜预《春秋释例》云：“平阳永安县东北彘”[9]。显然，永安县在西晋隶属平阳郡。
再如修武县。《国语·晋语五》：“阳处父如卫，反，过宁”，韦昭注：“宁，晋邑，今河内修武是也”[10]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河内郡下有“修武”县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张范传》亦云：“张范，字公仪，河内修武人也”[11]。而入晋后修武县隶属汲郡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汲郡下有修武县，《左传》杜预注亦可证明。《左传》文五年：“晋阳处父聘于卫，反过宁，宁嬴从之”，杜预注：“宁，晋邑，汲郡修武县也。”[12]此类还有不少。因此，推断《国语解》作年无法据韦昭所用汉代郡县名，只能以江东孙吴政权设置的郡县为依据。这类地名尽管不多，但至关重要。
我们认为，韦注初撰的时间上限可能不早于赤乌五年（242），距虞翻之卒（233）近十年。《国语·吴语》：“若事幸而从我，我遂践其地，其至者亦将不能之会也已，吾用御儿临之”，韦注：“御儿，越北鄙，在今嘉兴”[13]。值得注意，嘉兴县名为吴大帝孙权所改。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：“（赤乌）五年春正月，立子和为太子，大赦，改禾兴为嘉兴” [14]。而且，禾兴之名亦是孙权所命。《吴主传》：“（黄龙）三年春二月……夏，有野蚕成茧，大如卵。由拳野稻自生，改为禾兴县” [15]。由拳为两汉以来县名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会稽郡下有“由拳”县、《续汉书·郡国志四》皆言吴郡下有“由拳”县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刘昭注更指出由拳县名为秦始皇所命。其文云：“干宝《搜神记》曰：‘秦始皇东巡，望气者云“五百年后，江东有天子气。”始皇至，令囚徒十万人掘污其地，表以恶名，故改之曰由拳县’。” [16]显然，由拳县自秦初命名至孙吴始改。那么，韦注有嘉兴县则此注作年或当在赤乌五年正月后。
韦注撰成的下限可能不迟于孙皓宝鼎元年（266）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：“汪芒氏之君也，守封、嵎之山者也”，韦昭注：“封，封山。嵎，嵎山。今在吴郡永安县也”[17]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宗室传》：“瑜字仲异……瑜以永安人饶助为襄安长，无锡人颜连为居巢长，使招纳庐江二郡，各得降附……年三十九，建安二十年卒”[18]。可见，在孙吴建国前的东汉建安时已有永安县。不过，在孙吴后期孙皓将永安县等从吴郡划出，新置吴兴郡。《三国志·孙皓传》裴注载孙皓宝鼎元年下诏曰：“今吴郡阳羡、永安、余杭、临水及丹杨故鄣、安吉、原乡、于潜诸县，地势水流之便，悉注乌程，既宜立郡以镇山越，且以藩卫明陵，奉承大祭，不亦可乎！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，治乌程”[19]。而宝鼎元年，韦昭尚在，此注不作“吴兴永安县”而作“吴郡永安县”，则作注之时或在设吴兴郡前。此外，值得提到的是，永安县名在西晋时改名武康。《三国志·孙皓传》裴注引晋吴勃《吴录》曰：“永安今武康县也”[20]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：“吴兴郡”下有“武康，故防风氏国”[21]。也明显与韦注不同。这或许可说明此条韦注写定后，并未随其后政区变化而改易，应保留了韦昭注释的最初形态。
由此可知，韦昭注《国语》的时间大致在赤乌五年（242）至宝鼎元年（266）之间。韦昭正值四十岁至六十多岁的学术盛年。
二、明道本《国语解》的音注问题
刻本韦昭《国语解》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：公序本与天圣明道本（简称明道本）。明道本自清中叶黄丕烈顾广圻据影抄宋刻重雕刊刻以来，清儒近人多奉为《国语》的最善本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近年不少学者指出这种认识的偏颇。俞志慧《国语韦注辨正》通过比对后指出，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，公序本“更擅胜场”[22]。辛德勇也指出清儒之失根源于乾嘉时期“刻意求新求异，过分倚重挖掘新的版本，从而未能合理的对待常见读本与新获读的罕秘古版”[23]。此外，李佳《国语研究》对《国语》版本做了较细密的研究，认为“从总体上说，明道本往往有遗漏或改写的地方，而国图藏宋刻宋元递修公序本更接近原貌，更为可信”[24]。应该说，这些研究深化了学界对《国语》明道本的认识。但当下的研究多汇聚于《国语》